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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针灸大成》明代善本

来源:天津文学网 作者:针灸大成 发布时间:2020-11-13 17: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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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 发现《针灸大成》明代善本

2008年深秋时节,一位中医家寻求祖传秘方,看到了几卷古代医术。让人惊讶和意想不到是:这几部古书竟然是我国明代著名针灸医学家杨继洲编著的《针灸大成》中第六、第八和第九卷(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明刻本),而且是原汁原味的明代古籍善本。

这几卷书确实是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仅跟随现主人及上一代人就已达百年之久,足迹遍布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西两隅;如今已是每页边角磨损殆尽,柔软棉纸薄如蝉翼,色泽昏暗犹如黄土。但是,书中内容完整、图文清晰、标识确切,没有虫蛀、错页、脱漏和改动。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股清幽淡雅的古墨香气让人如醉如痴,仿佛把人带进了400年前的明代社会。

关于杨继洲和他的《针灸大成》,目前国内出版的权威书刊中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简明针灸词典》(陈汉平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中说:杨继洲,“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出其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融贯自己的经验和医案,复选录各家针灸文献,由晋阳(今山西太原)靳贤增选校补编辑,成为《针灸大成》”。

(二)、《针灸推拿学辞典》(梁繁荣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中说:“针灸大成:①针灸综合性典籍,又名《针灸大全》,10卷。明代杨济时(继州)于1580年编订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3卷,靳贤补辑扩编为《针灸大成》,10卷,赵文炳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刻行,至清末计300年间,前后重刊、重印近30次。现存版本多达80 多种,最早者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刻本,通行本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983年排印本。

<辨误>(1)①项中书作者并非杨继洲,应作‘杨继洲原著,靳贤扩编’。(2)①项书中凡标有‘杨氏’、‘杨氏集’、‘杨氏注解’、‘玄机秘要’字样者均出自杨继洲《玄机秘要》,但其文字已被靳贤改动,已非杨书原貌。其中标有‘杨氏集’者可查到明确的文献出处,说明系杨继洲直接指目他书;而注有‘杨氏’的篇目有些则难以查明出处,似应为杨继洲自己所作。”

(三)、《中医必读百部名著·针灸卷·针灸大成》(中华中医药学会编,主编:李俊德、高文柱;本册主编:黄龙祥;校注:黄龙祥、黄幼民。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北京第1版)(以下简称现行本)导读及按语中论述的比较全面,结论肯定,似乎不容质疑、没有商量的余地。

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是:

1、“杨继洲所编之书为《卫生针灸玄机秘要》3卷,于1580年付梓。20年后,杨继洲针愈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痿疾,正在这个时候,赵文炳看到了《卫生针灸玄机秘要》这本书,决定帮杨继洲将这本书付梓出版,并令靳贤进行选辑校正。于是,靳贤在《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博采群书,补辑重编而成《针灸大成》10卷。因此,《针灸大成》的著者项应题作‘明·杨继洲原著,靳贤补辑重编’”。

2、“《针灸大成》一书的出版由赵文炳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主持刊印。之后,一直到清·乾隆初年,该书的版片都藏于山西平阳府库。这期间,三任平阳府知事又先后4次重刊、重印此书。第一次是在清·顺治丁酉(公元1657年),由平阳府知事李月桂加以修补重印(即“重修本”)。李月桂此次重修补版极少,基本上是据明·万历旧版重印。目前许多图书馆著录的‘明万历二十九年赵文炳刻本’,均是这种改装的清·顺治重修本,或‘顺治本’的后印本。”

3、“《针灸大成》临床份量最重、价值最高的是第九卷卷首的‘治症总要’和卷末的‘杨氏医案’。其中‘治症总要’题下注有‘杨氏’二字,以往人们一直以为此篇乃杨继洲所著,经笔者考察此篇全文录自明以前的一部针方专书《针灸集成》。此书未曾刊刻,现只见一种传本的残抄本。此书虽非杨继洲所著,但杨氏很看重此书,并用于指导其平素的临床实践。”

4、“杨继洲《玄机秘要》的腧穴内容部分,几乎全文来自《针灸聚英》,经过靳贤补校后的《针灸大成》所载腧穴数、腧穴定位及排列次序都依据当时的针灸铜人,与靳贤审校的《铜人明堂图》相同。……对照《针灸聚英》,现行本《针灸大成》在以下几处有增补、改编,……有些腧穴内容还是依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进行改编,不是完全抄自《针灸聚英》。这些改动应该都出自靳贤之手,因为《医学入门》一书初刊于明·万历4年,并且与杨继洲同时代的马莳(曾任职于太医院)都未得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以杨继洲获得《医学入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书的机会也很小。”5、“虽然《针灸大成》不是腧穴专书,但主持编辑该书的赵文炳认识到了历代修‘明堂’的传统,所以令巧匠摹刻重刊《铜人明堂图》四幅。此套图原刊只有正、背二幅,重刊时又增正侧、背侧二幅。图中的腧穴定位均附有文字说明,并与《针灸大成》卷六、卷七所载腧穴数目、定位及排列次序一致。着套图的编校者也是靳贤,所以图、文会出现如此惊人的一致,这套图已成为《针灸大成》编者统一腧穴定位与归经排列的依据。”

(四)、“一说,此书非明代杨继洲所为,而是晋阳靳贤所辑。其理由有二:《针灸大成》》卷一‘针道源流’之后曰:‘《针灸大成》总辑以上诸书,类成一部,分十卷。委晋阳靳贤选辑校正’。而杨氏家传的《玄机秘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其次,王宏翰作《古今医史》不载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参见《中医经典文库·针灸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9月第2版)。

总之,对于杨继洲和他的著作《针灸大成》,除少数论著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之外,大多数论著似乎都在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疑惑的信息。但是。这三卷明刻本的出现有可能帮助人们消除迷惑,重新认识历史的真相。(待续,请关注2)

 二、插图的数量和图形差异,说明了版本的出处和年代不同。

  1、明刻本中,“卷六”有插图十九幅,比现行本的十七幅多出二幅。而这恰恰又是位居卷首的《脏腑图》正、背二图(图三)

  这二幅正、背《脏腑图》非常重要,不仅和其后的《脏腑之图》一起成为领衔卷首目录的《五脏六腑图》,与卷内其他图例构成了一个完整系列,而且是《针灸大成》所引文献《金兰循经》中的首要图例。

《针灸大成》“卷一”《针道源流》中载:“《金兰循经》。元翰林学士忽泰必列所著,其子光济铨次。大德癸卯,平江郡文学岩陵邵文龙为之序。首绘脏腑前后二图,中述手足三阴、三阳走属,继取十四经络流注,各为注释,列图于后,传之北方。自恒山董氏锓梓吴门,传者始广。”

  因为现行本“卷六”中没有刊印二幅正、背《脏腑图》,所以对于全面直观的了解人体的内、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失去了重要依据,这是原作者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

  除了现行本以外,其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针灸大成》“卷六”中的插图虽然也是十九幅,但是同样缺少二幅正、背《脏腑图》。取而代之的是二幅《仰(伏)人经图》(图四);现行本中,此二图出现在了“卷七”《手厥阴经》(原作《心包络图》)篇中,均不符合卷首标题和内容的本意。

  2、明刻本中,插图的人物形象很少修饰,基本上保持着自然古朴的原生状态(图五,图六);而现行本中同样的人物、人体部位却带上了帽子或露出了衣服(图七,图八)。可以看出,现行本及其母本的修订者更加现实,紧跟时代潮流,特别注重流行的服装款式。如刊行于明·万历37年(1609年)王思义编集的《三才图会》第七编《身体图绘》中的人物形象(图九)即和图七相同。由此说明:明刻本与现行本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前者尊重前人的原创形态,力求保持原作的时代风貌;后者则更加讲究实际,试图以不同的风格掩盖其真实的意图。

  从目前学术界深入考证的结论看,普遍认为现行本的底本是顺治十四年的“重修本”,而重修本“重修补版极少,基本上是据明·万历旧版重印”。就是说,现行本和“万历旧版”除个别文字有所差异,进行了补校之外,其他均无明显变动。那么,这几卷“明刻本”显然不是“万历旧版”,而是比万历旧版年代要早的另一种版本。

另外,《医学入门》一书,共8卷,系明代李挻编著,约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此书是《针灸大成》所选文献之一,并且占有一定数量的篇幅。《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计5卷,成书于金大定(1161~1189年)年间,是窦汉卿(1196~1280年)编著的《针经指南》中《针经直说》的主要内容;《针经指南》是《针灸大成》收录的重要文章之一。所以,此二部重要著作无论从地点还是时间上都在杨继洲编书之前出现,杨继洲不可能看不到。

  三、文字、图形中的“朱笔”描绘和夹注应该是作者的亲笔手迹。

  在明刻本“卷九”杨继洲著的《针邪秘要》中,有两个地方特别引人瞩目。一个地方是在浓重的墨迹图形“太乙灵符”上用朱砂描绘成朱红色(图十),又在卷首扉页的背面上首用朱砂手绘了一道“灵符”,形状和“图九”完全两样。虽凡人很难领悟其意,但却和书中内容、含义相同。文中曰:“书符:先用朱砂书太乙灵符二道,一道烧灰酒调,病人服;一道贴于病人房内。书符时,念小天罡咒。”如此看来,扉页上的这道符很可能是“太乙灵符”中的第二道“灵符。”

  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十三针法旁,从第二针开始,几乎用朱砂写满了注释(图十一)。如:“四针鬼心即天陵,入五分。掌后横纹中两筋间掐中”等等。整篇注释达百字之多,狼毫小楷,字迹工整,笔力不凡;对孙真人鬼针的理解和技法如此至深至透、运用自如者,非杨继洲本人莫属。

  孙真人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对后人影响巨大,自然受到了推崇和重视,他所撰著的《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在《针灸大成》选集文献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所以,杨继洲对孙思邈的十三鬼针格外重视,依据自身的实践经验逐针作出了注解。

  在《针邪秘要》和《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中可以看到,杨继洲继承和完善了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和临床疗法,此二篇可谓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现在有些出版社再版《针灸大成》时却有意把他们相互分割。如: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9月第二版)出版的《针灸大成》上架书籍,都把《针邪秘要》一篇全文删掉,实在是令人惋惜。笔者猜测,他们可能认为此篇“封建迷信”的分量过重,属于历史上的“垃圾糙粕”;也可能认为此篇无关紧要,保留的意义不大。所以统统删去,以免继续污染读者的眼球。

  殊不知,《针邪秘要》一篇恰恰是署名作者“杨继洲”的亲笔,而且是在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千金翼方》卷27《针邪鬼病图诀法》的基础上演化精炼而成;更为重要的是此篇真实记录和反映了明代社会思想、文化观念和表现在医疗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曾经发生过的医学史实。

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唯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生过巨大影响。特别是唐代孙思邈(581~682年)和明代杨继洲(1522~1620年)所处年代,道教更是兴盛一时,几乎到了皇帝极力推崇与信奉的狂热阶段。在医学领域,很多道家、神仙方术得以盛行,有的甚至到了“医”、“道”合一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医学理论和实践中保留祝由术,借助仙界神灵除邪驱病、佐祐平安、祈求长寿,已经成了上层人士的普遍追求和民间社会的生活习俗,用现在的科学说法应该叫做“精神安慰”或“心里疗法。”况且对于孙思邈和杨继洲等医家来说,确实是一种治疗精神类、心理类疾病的重要方法,在杨继洲《医案》中如实的记载了这样的成功病例。对于这样的历史真实,我们应该辩证认识和全面分析,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片面态度。

四、靳贤“选集”、“扩编”的说法值得怀疑。

在现行本《针灸大成》“卷一”《针道源流》的结尾写道:“《针灸大成》总辑以上诸书,类成一部,分十卷。委晋阳靳贤选集校正。”因为书中有了这句话,从而使靳贤的知名度不断上升,时至今日已经有了“扩编”、“重编”的显赫地位;不仅与杨继洲齐名,而且除《玄机秘要》(现行本文字中见不到具像的篇幅)外,全部被说成是靳贤所为。为此,笔者提出严肃的质疑。

1, 靳贤何许人也?

《简明针灸词典》中说:“靳贤:明代。晋阳(今属山西)人。万历辛丑年(1601年),赵文炳委托其选集、编辑杨继洲之著,而成《针灸大成》,该书中相当部分内容由他补入”;有的书中说靳贤是赵文炳府中幕僚,奉赵之命选集校正《针灸大成》。此外,史料中并无多少翔实记载。

对杨继洲著作的编辑、出版,历来都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高度重视,每次都有重要人物相继作序。如:“《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叙”是“赐进士第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獲泽疏庵王国光书”;现行本“刻《针灸大成》序”是“时万历辛丑桂月吉旦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燕赵含章赵文炳书”;现行本“重修《针灸大成》序”是“时顺治丁酉秋月吉旦知平阳府事关东李月桂撰”。令人奇怪的是:任何一个人的序中均没有提到过“靳贤”这个人的名字,可见当时对靳贤的认识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

2、靳贤编书的可能性有多大?

纵览《针灸大成》的全文可以发现:洋洋几十万字,图例上百多幅;上至《黄帝内经·素问》,下到《医学入门》;总括名家经典,至此厚积薄发;参透世间奥密,熟知人身百病;执掌独门绝技,比肩先师扁鹊。真正称得上是一部针灸医学的百科全书。而能成就此书者,绝非一般平庸之辈。

靳贤的学识如何?是否业医?历史上没有记载,后人更无从得知,但杨继洲的学识和医术却得到了高度认可。

王国光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叙中说:“三衢扬子继州,幼业举子,博学绩文,一再危于有司,虽弃其业,业医。祖父官太医,授有真秘,纂修集验医方进呈上命镌行天下。且多蓄贮古医家抄籍;扬子取而读之,积有岁年,寒暑不缀,倬然有悟。……世宗朝命大宗伯试异选,侍内廷,功绩懋著,而人以疾病疕疡造者,应手奏效,声名籍甚。……余素知扬子去儒业,业医。今果能以医道侔相功,益信儒道之通于医也。”其后,赵文炳、李月桂同样在《针灸大成》的序中作出了类似的肯定。

以上诸家言论有据可查,无可非议。集中的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杨继洲家学深厚、通古博今、医道精湛、功绩卓著,而且是一位儒医。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提倡“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力行近乎仁”;强调“几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凡事认真负责,办事亲历亲为是儒家遵循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得以传承发展的基本保证。

对于《针灸大成》这样的经典医著,杨继洲必须亲自动手,不仅选集、编辑,而且重要篇幅的校对、审查,都要去亲自完成,这是由他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医生的职业道德决定,而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和主导;同时他又有时间和精力,更有人愿意出资捐助,根本不需要委托他人,他也不可能委托他人。至于靳贤,丝毫不具备选集、校正该书的任何条件,更何以谈得上扩编、重编?

3、“委晋阳靳贤选集校正”的真实性有多大?

中国古人编著医书既是认真严肃的大事,又有一定规矩和传统模式。人命关天,古今头等大事,来不得半点虚假与夸张。特别是古代医学名著,编著非常规范,内容贴切、有理有据,用词简练、开卷直截了当。如元阳真人(上古)的《黄帝内经》、张仲景的《伤寒论》、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和杨继洲同时代人李挻的《医学入门》等卷内正文中,统一在篇目标题下方署上作者姓名;有的同时署上校注者姓名;没有确定编著者姓名的则书“佚名”;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类似“ⅩⅩⅩ著”或“ⅩⅩⅩ校注”等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内容,唯独在现行本《针灸大成》中仅此一例。

中国古人的行为准则,儒家遵循的是“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道家奉行的是“大朴不雕”、“大道不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总之,提倡的都是真实和诚信。这些行为准则在明刻本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卷九”诸多篇目中,只有三篇的标题下方署有“杨继洲著”,其他篇目标题下方则标注此篇的“出处”如《聚英》、《医学入门》或者空白,充分说明了作者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相比之下,现行本“卷一”中最后结尾的“委晋阳靳贤选集校正”这句话不仅与书中的内容毫不相干,而且严重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准则。

“卷一”《针道源流》是开篇的重要一章,它总揽全局,独立成篇。说的是针灸医学的发展历史与演化过程和历代主要名著的重要作用,简要介绍了书中内容、出处及作者的情况和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简单扼要、顺理成章、脉络清晰、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结尾中的这句话,可以堪称为一篇范文佳作。可是,这句话改变了全篇主题的总体方向,使得内容变成了类似卷宗目录、文前序言、编后按语、出版说明等不伦不类的劣等文章。这同样是儒家学者出身的著名太医院医官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

通过以上的分析,足以说明:“委晋阳靳贤选集校正”中的“靳贤”,或是虚构,或是晋(靳)中贤(贤士)者的寄托词

 五、赵文炳绘制过《铜人明堂图》吗?

  赵文炳的序言,说得非常清楚,言语不难理解。他把杨继洲编著《针灸大成》的时间顺序、原因结果、大概内容、所做工作概括的明明白白。正因为已经有了成形的文稿,所以才可作序,才可刊刻。人类自从有人著书以来都是这么做的,赵文炳自然不会例外。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先作序,后让靳贤去编书,再令太医院肖刻铜人,又同时刊刻、出版、发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三边工程”。

  事实上,赵文炳并没有这么做,他的序言书写得真实可靠。所有不真实的东西,完全是后人无端猜想后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比如《针灸推拿学辞典》说:“赵文炳:明代官吏。字含章,燕赵(今河北赵县)人。万历间官巡按,山西监察御史。以愤郁而痿痹,药未效,延名医杨继洲三针而愈。现杨氏家传之书,知其术有所本,遂着靳贤广求群书有关针灸者,并录杨家《针灸秘要》,踩樜编次,助杨撰就《针灸大成》。今《中国图书联合目录》著录之单色《铜人明堂之图》四幅,即赵绘制”。现行本“导读”中同样认为:赵文炳“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祥著其图,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

  赵文炳身为朝廷命官,巡按山西,是个不小的官吏,但是他不懂医术,而且在地方工作的并不顺利,以至于积劳成疾。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个规矩,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奉旨进京,听诏行事,历来是朝廷的清规戒律。试想,一个不懂医术的外派官吏没有得到圣上的旨意,随便到皇帝身边的太医院去发号施令,那将是何等结果?而杨继洲做这些事情则是职责所在、顺理成章。因此,赵文炳序中是在说杨继洲肖铜人、著其穴、刻画图,而不是在说他自己。

  众所周知,在针灸领域,著医书、铸铜人、绘医图乃医家之事,古往今来一直是中国针灸医学界的铁律。孙思邈说:“夫病源所起,本于脏腑;脏腑之脉,并出手足。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现行本“导读”中也说:“历代编修‘明堂孔穴’,就有一个延续的传统——在修订针灸腧穴文本的同时,还要修订相关的经穴图——古称‘明堂图’”。《针道源流》中说:“《针灸铜人图》三卷。宋仁宗诏王维德考次针灸之法,铸铜人为式,分腑脏十二经,旁注腧穴所会,刻题其名,并为图法,并主疗之术,刻板于世,夏辣为序。”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第一个针灸铜人。宋代以后,针灸铜人的影响愈来愈大,历代也多有仿制,明·正统七年(1443年),朝廷指定专人仿照宋代式样分行铸造了针灸铜人;其后,高武为了编撰《针灸节要》和《针灸聚英》二书,专门设计铸造了男、女、儿童针灸铜人各一座,作为定穴之标准;有了前人的成功经验,杨继洲为了编著《针灸大成》,自然而然的要铸造自己所用的针灸铜人并重新绘制风格统一的明堂图,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必然之举。赵文炳序中记载的正是这件事情,因此可以确定:杨继洲铸造过针灸铜人;《铜人明堂之图》非赵文炳绘制,真正的绘制者应该是杨继洲。

  六、《针灸大成》首刻本年代的探讨。

 历来学术界对《针灸大成》的首刻本年代为明·万历辛丑年(1601年)深信不疑,但还是有人提出了异议。他就是清·康熙时期的医学史家王宏翰,他甚至怀疑此书不是杨继洲所著。所以,在他编著的《古今医史》中,不载杨继洲曾著《针灸大成》。其中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他没有见到过真正的原著“首刻本”,而对其他流传的各种版本均存有疑问。

  根据明刻本与现行本存在的明显差异和杨继洲《医案》的具体记载,可以发现:

 (一)、明·万历辛丑本不是首刻本。

  从明刻本卷一《治症总要》等三篇中的作者署名;卷六和卷八中的插图样式,特别是二幅正、背《脏腑图》与《仰(伏)人经图》;卷六中的多处疑难字注释如:“疠音绞”等没有被“辛丑本”及其以后的各种版本传承和发现过的情况看,“辛丑本”显然不是首刻本。

  再从赵文炳序中也能发现“辛丑本”在时间顺序上的很多问题。一是赵文炳痿疾何时得治?这样的顽疾三针而愈,应是典型病例,按理说应该载入《医案》之中;既然不被载入,说明已经过了《针灸大成》完稿的最后期限。二是《针灸大成》中所列选集书籍最晚的成书出版时间截止到乙亥年(1575年)。如果说辛丑年(1601年)是首刻本,为什么期间二十六年中没有一部其他著作选入?说明全部错过了征稿时间。三更不是现行本导读中认为的:“20年后,杨继洲针愈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痿疾,正在这个时候,赵文炳看到了《卫生针灸玄机秘要》这本书,决定帮杨继洲将这本书付梓出版,并令靳贤选集校正。”事实是:《玄机秘要》早在20年前即以面市,并有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序言为证,并且杨继洲“会同考异,手自编摩”,那有“靳贤选集校正”之理?即便靳贤真的在万历辛丑年参与了赵文炳的刊刻校正,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在其后流传的版本中暴露无遗,如前面列举的病句、错字、错图,充分说明了此人既无学识又不懂医。再者,即使靳贤果真具有一些超长的本事,也决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扩编”、重编”、“选集”、“校正”完《针灸大成》。因为这部书是杨继洲家三代积累、本人半生心血、几十年殚精竭虑的集中体现,字字句句都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之中,这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

 (二)、《玄机秘要》的刊刻时间是隆庆末年至万历初年。

  杨继洲《医案》32个病例中最早始于戊午年(1558年),最晚截止到庚辰年(1580年),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跨度长达二十二年。其中病案比较集中的时间有二个时间段,一是戊辰年(1568年)至甲戌年(1574年)的七年中,共十八例,占总数一半以上;二是乙卯年(1579年)至庚辰年(1580年),共六例,约占五分之一。说明这二个时期是杨继洲出诊比较频繁、业绩比较显著、经验比较丰富的黄金时期,特别在第一个时间段里是他太医院的主要供职时期,为他的首部医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刊行提供了机会。

  王国光在《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叙中说:“会在朝善扬子,究其自,出是编,诸公嘉之,为寿诸梓,以惠后学,请序于余。”可见,该书付梓的时间当在隆庆年(1567~1573年)末至万历年(1573~1619年)初,不会超过1575年,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万历庚辰年(1580年)。

(三)、《针灸大成》的首刻本时间是“庚辰年”。

  杨继洲寿高近百岁,《针灸大成》中记载的文献和临床医案尽管很多,很全面,但只是他六十岁之前的学识阅历和医疗实践。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在他刊刻《玄机秘要》以后,觉得“将付之梓人,犹以诸家未备”,便用了五年的时间“复广求群书,若《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节要》、《针灸聚英》、《针灸捷要》、《小儿按摩》,凡有关针灸者,悉采集之。更考《素问》、《难经》以为宗主,针法纲目备载纸矣。且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祥著其穴,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终于在五十八岁的时候汇编完成了这部著作,这也是杨继洲在第二个时间段里最为忙碌的根本原因。

  期间,他多次过往扬州,仅万历庚辰年(1580年)就有三次,一方面是给人看病,完善《医案》的病例;另一方面是为了“刊书”。因为刻、刊书籍的时间较长,劳动量大,动用的工匠很多,而且所用的纸、墨都是当时最好的薄棉纸和御龙香墨,因此需要别人帮助。一次,他的故交好友、大尹黄缜庵为答谢他治好了儿子的面部疾病,资助了很多物资,“时工匠刊书,多辱薪米之助”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只是刊刻三卷《玄机秘要》这样少量的书籍,没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以杨继洲的为人和身份,自己不会轻易接受他人的物资帮助,个人完全有能力承担得起。是什么原因需要大量的“薪米之助”呢?那就是在刊刻他的长篇大作—《针灸大成》。

  “明刻本”三卷中的字体、刀法、规格不十分统一,有的甚至区别较大;特别是有的页面印刷的不太干净,粘留有大片残存墨迹;书中尚有十几处漏、脱字、句没有订正与修改等等。一方面说明了刻板工匠众多、时间比较匆忙、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校对;另一方面说明这是第一次刻版、印刷,而且印刷数量极少;因为此套刻本有的地方印刷质量欠佳,所以杨继洲留作自用。

  由此可以认定:杨继洲编著《针灸大成》的首刻本时间是万历庚辰年(1580年),而不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万历辛丑年(1601年)。

  此间发现的“明刻本”即是首刻本中的其中“三卷”,为进一步研究祖国针灸医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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